这里所谓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也就是指那些借助于哲学的反思而可被理性所理解，因而内在于理性而可以从理性自身开显出来的原则。我们曾设问：基督教在寻求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它将促使理性自觉到哪些原则?或者说，在历史上，哲学从基督教信仰中化解出了什么样的原则?这一设问所要追寻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内在原则。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的分析将表明，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这个被视为理性之典范的科学之间有着比人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并不少于矛盾的地方。
一、一神教与绝对性原则
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当世界各民族都还普遍陷于泛神论或者信奉多神教乃至图腾偶像时，犹太民族却确立起了独特的“一神教”信仰。这是犹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地方所在，也是犹太民族拥有忍耐人间屈辱而穿越千年苦难的伟大力量之所在。
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里，犹太民族即便在它鼎盛时期也是处在列强环伺之中，因此，犹太人在其历史上所经受的更多不是安宁与和平，而是一再丧国失地的屈辱与被迫流徙异国他乡的悲惨;而随着罗马士兵于公元70年焚毁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圣殿，犹太民族更是开始了千年的苦难漂泊，他们所到之处，遭逢更多的不是善意和机会，而是驱逐、蔑视，乃至迫害和屠杀。可以说，犹太民族在其千历史中经受了人世间所可能具有的各种苦难。不少远比犹太民族强大的民族在遭受其中的某些苦难与不幸之后就永远消失在其他民族之中而中断了自己的历史，以至于它们不再具有开创的历史，而只可能具有被解释的历史，因此，它们对于后人而言只具有历史-考古学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开创历史的力量。但是，犹太民族在经受其他民族强加给它的、足以使许许多多民族消灭的无数苦难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消失于那些加害于它的强大民族之中，而是始终保持了其民族的同一性，使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延伸到他们漂泊到的每个角落，并且在这种自我认同与自我坚守当中创造出了影响全人类的辉煌文化。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如此弱小的民族为什么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以至它在人类的各种苦难的重压下仍能坚定地站立起来，并且迈过漫长的黑暗?它既没有罗马帝国式的强大武功，也没有中华帝国般的强盛国力，有的只是不堪一击的弱小和备受歧视的卑贱。那么它靠的是什么呢?它之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地方是什么?在基督教产生和传播给外族人之前，犹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地方就在于它的“一神教”信仰。因此，犹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伟大力量即便不能全部归因于它的一神教信仰，至少也与一神教信仰有根本性关联。于是，值得人们进一步追问的是：一神教信仰的产生意味着什么?或者更确切问：对一神教的信仰意味着什么?
我们曾论述说，宗教与哲学是理性追寻本源的两种方式，前者以直觉-启示的方式追寻本源，后者则以反思的方式返回本源。由于它们都是出于理性本身，因此，宗教信仰确立起来的观念与原则可以得到哲学的理解，而哲学确立起来的观念和原则则可以引向宗教。那么，从哲学反思的角度看，上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问：一神教隐含着什么可由哲学加以理解的原则?
作为一种脱胎于犹太教的宗教，基督教在信仰和维护上帝的唯一性与绝对性上同样是坚定不移的。因此，它首先是一种一神教信仰。因此，一神教信仰所隐含的原则也是基督教首先隐含的原则;一神教所具有的力量也是基督教所拥有的力量。
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从信仰本身的角度看，有两个基本信念构成了一神教与多神教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一，前者承认并确信只存在一个神，他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除他之外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被造的，因此，他是独一的和全能的;后者则相信存在许多神，不同的神具有不同的权能，他们之间或者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或者上下隶属、等级森严，因此，没有一个神是全能的。二，前者反对和摈弃一切偶像崇拜与通灵巫术，后者则总是与偶像崇拜和通灵巫术相关，至少不反对偶像崇拜和巫术。
从哲学的角度看来，一神教的这两个基本信念意味着对绝对性的意识，也即对绝对的一与绝对的原则的觉悟和遵从;它之别于多神教就在于，多神教和一切偶像崇拜都没有达到对绝对的意识，因而，在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精神世界里，不确认、也不遵循绝对的原则。
在多神教信仰里，绝对的权能被分化给了诸神，所以每个神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它们所拥有的权能和所维护的原则各不相同，每个神所拥有的权能是其他神所不具备的，它所维护的原则也并不对别的神有效。因此，多神教的权能必定是有限的权能，多神教的原则必定只是相对性原则。原则的相对性和权能的有限性使多神教信仰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功利主义实践，即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人向这个神或那个神献祭，或者向他表示虔诚与敬畏，该神则利用其特有的权能给此人以特殊照顾;而一旦人们不再需要这种特殊照顾，他们就会置该神于不顾而转向祭祀其他神祇。因此，在多神教里，献祭人间美物一直是崇拜活动的核心，因为这是人神交易的实质性内容。而人们向什么神献祭，从而遵从什么原则，则取决于崇拜者希望得到什么。这意味着，在多神教信仰里，一切原则都不具备绝对性，因而都是可以灵活的。原则的这种相对性和可灵活性使它们不具备真正的原则性力量：它们承担不起任何苦难和失败。崇拜者如果一再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就会怀疑他们所信仰的神祇，并动摇对这些神祇的原则的遵守;而当崇拜者不仅不能从所崇拜的神祇那里得到该神的权能所能给予的好处，而且还遭受各种不幸和苦难，那么崇拜者通常就可能毫不犹豫地放弃该神和它的原则，而转向对其他神祇的崇拜。换个角度说，这意味着信仰者不可能从多神教中获取绝对的力量，以承受和忍耐在人世间可能遭受到的一切不幸和苦难。
实际上，在多神教里，诸神的权能不仅是有限的、局部的，而且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权能的有限性甚至还不可避免地使诸神陷入维护乃至扩大各自权能与地盘的利益纷争。因此，在多神教里，一些神祇之间发生争斗，或者一些神祇消失另一些神祇产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多神教里的这种矛盾与分裂实质上表明，人类的理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穿透和克服这些分裂的程度，以至常常陷于自相矛盾和相对性原则之中。但是，那些自身陷于纷争的神祇又如何能够给人类以安宁的保障呢?那些连自身的“生命”和稳定性都难以自保的神祇又如何能够给人类以承受深重苦难而坚守原则的伟大力量呢?只有当人类理性达到对绝对性的觉悟，才有可能消除多神教里的那些矛盾，并确立起必须被无条件遵循的绝对原则。理性以一神教或绝对哲学(第一哲学)的方式达到对绝对性的觉悟。这意味着，在信仰领域，人们只能从一神教里获得那种足以承受一切可能的不幸和苦难的绝对力量。因为在一神教里，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人们可以把一切希望和要求寄托在他身上;同时上帝是独一的，所以，人们也只能把一切希望和要求寄托在他身上。不管上帝是否对人们所寄托的希望作出人们所期待的回应，人们都永远只能向上帝祈求所要祈求的一切，而没有别的选择。这也就是说，无论人们处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当中，也不管上帝对在这种艰难困苦当中挣扎的人们的呼求是否作出了现实的回应，人们都只能继续向他呼求，并坚信他对我们的爱和正义，从而坚守出自上帝的那些原则。这是一神教确立起来的那些原则具有忍耐和担当人世间一切不幸与艰难的力量所在。
试想，一个外邦人走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周围遍布怀疑、冷淡、歧视的目光，所到之处少有友爱和尊重，而多是屈辱、蔑视、驱逐，他如何能坦然地生活于他们当中?他又如何仍能自信地行走在这个大地上?只有他心中那唯一的神圣存在者才能使这个外邦人在心里承担起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幸、苦难而永远顶天立地地面对他人，面对这个乍暖还寒的人世间。因为对于这个孤独的外邦人来说，那唯一的神圣者不仅是全能的创世者，而且是普遍的仁爱施为者的。因其是全能的创世者， 因此，他是唯一的，他所维护的原则是绝对性原则;因其是普遍的仁爱施为者，因此，他对所有遵从其原则的人都会给予同样的关爱，而不会因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比如，祭祀的多寡)而采取“爱有等差”的施为。在一神教信仰里，献祭不构成信仰活动的核心。因为在这里，人与神不是一种交易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的关系：要么遵从绝对原则，使你生活得公正和崇高，以展现唯一者的荣耀和伟大;要么背弃绝对原则，远离唯一者，以人自己的荣耀为荣耀，以人自己的伟大为伟大，而这同时也使你自己生活在没公正、没有信心的黑暗里。在一神教这种人-神的契约关系里，人首先是从唯一者及其绝对原则那里获取生存的力量和勇气：那遵从绝对原则的生活，也即那展现唯一者之荣耀与伟大的生活，就是每个人最荣耀的生活，就是其具有绝对价值的生活。相对于这种最高的荣耀，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一切屈辱、蔑视和失败都无损于这种绝对的荣耀。生活在这种荣耀中的人，他任何时候都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任何眼光和任何施为。
实际上，在一神教信仰里，人被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人首先处在与神的关系中，即孤独的个人与唯一的神之间的契约关系，然后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首先要履行的是人对上帝的责任：遵从绝对原则，以便获得生活的绝对荣耀与绝对价值。人对他人的责任必是出自人对上帝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以我与上帝的关系为前提，上帝在我与他人之间。我与他人的关系要以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原则为尺度。因此，在我与他人之间永远有距离，永远存在着中间者。我对他人的施为都隐含着我对上帝的态度。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待我最小的弟兄中的一位，就等于这样待我了。……你们没有这样待我最小的弟兄中的一位，就等于没这样待我。”[2]作为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化身，并且就在人们当中。因此，人们怎样对待他人，也就等于怎样对待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正看到这一点，那么，我既不可真正伤害他人，他人也不可能伤害我。人们伤害的首先是上帝。
因此，在一神教信仰里，人们对侮辱、迫害、不公的忍耐绝不是一种对正义的麻木不仁而自甘被损害，也绝不是因为懦弱而没有反抗不公的勇气。相反，这种忍耐不仅深切懂得一切侮辱、迫害、不公都是一种背离上帝的犯罪行为，而且坚信正义终将战胜这种种不义。所以，这种忍耐恰恰是一种决然的决断：以一种最彻底的大无畏精神决定担当起绝对的正义，坚守贯穿于人-神之间因而也贯穿于人-人之间的正义原则，而置一切不幸遭际于不顾。就此而言，一神教信仰里的忍耐全然不同于那种丧失了是非识别能力的逆来顺受，而是在觉悟了绝对的正义原则的同时坚守这种绝对原则。
二、原罪信念与个人自由的原则
在犹太-基督教信仰里，“原罪”是它的一个基本信念。因这种原罪，人人生而有罪;并且也因这原罪，人才开始了尘世的生活和尘世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尘世生活与尘世历史是原罪的结果。这意味着，尘世生活是一种惩罚，但也是一种悔改的机会，尘世历史将在人们的悔改中迎来终结。因此，原罪与悔改构成了人类的尘世生活与尘世历史的基本前提。虽然只要有伦理与法则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罪的观念，但是，没有哪个文化系统像犹太教与基督教那样把罪提高到如此高的地位置，以至罪成了理解人类的尘世生活与尘世历史的起点。从哲学角度看，这意味着，在犹太-基督教的罪的观念里，罪是每个人内在的一种可能性存在，因此，是一种存在论意义的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学意义上的存在。
这里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犹太-基督教的“原罪”?原罪即是人类的第一罪，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祖先亚当与夏娃犯下的罪。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个第一罪就是亚当与夏娃接受了蛇的引诱而吃了“辨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这是上帝所禁止的。[3]一个行为被判有罪，也就必遭惩罚。所以，因偷吃禁果这个第一罪，作为惩罚，人类始祖被逐出了乐园，开始了艰难的尘世生活。但是，“有罪当罚”，只是“原罪说”的一个方面;人类被惩以逐出乐园，并非意味着人类失去了希望，人们仍可以通过在尘世的善行来实现与上帝的和解而回到上帝身旁，从而获得可靠的幸福。如果说被逐出乐园是一种惩罚，那么，与上帝实现和解则是一种救恩和奖赏。也就是说，人类因犯罪而被惩罚的同时，也意味着他有新生的可能，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善举来求得上帝的救恩。因此，原罪说实际上同时包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即惩罪酬善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惩罪酬善是正义的。
但是，从哲学反思的角度出发，我们要进一步问：为什么惩罪酬善是正义的?首先要问：为什么亚当与夏娃吃了禁果就是有罪的?上帝凭什么理由来判定亚当与夏娃吃了禁果就是有罪的?显而易见，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被判有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听从了蛇的引诱而背离了上帝的吩咐/禁令。那么，为什么违背了上帝的禁令或吩咐就是有罪的呢?
单从信仰角度，人们可以回答说：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必须服从上帝的禁令和吩咐，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就是犯上作乱，是为有罪。问题是，既然人被创造为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他又如何能够背离上帝的意旨呢?更具体问，他如何能够不愿意服从上帝的旨意呢?如果他没有能力拒绝或说没有能力不愿意服从上帝的旨意，那么他也就不会背离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是按“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这个目的被造的。但是，现在“原罪”发生了，这一确凿的事实表明，人有“不愿意服从”的能力。所以，如果确信人类始祖的原罪，也即把原罪当作真的事实，那么，就必须确认，人有“不去愿意”服从的能力。简单说，人“能够不(去)愿意”服从。
这里还要追问的是：我们知道，人背弃上帝的吩咐是受了他者的诱惑的，那么我们要问，人是否被造得有能力足以抵抗他者的诱惑?如果在被造的时候，人并没有被赋以一种能力足以抵抗他者的诱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接受他者诱惑而背弃上帝的吩咐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就好象石头被放到水里就会往下沉一样。但是，谁会因石头往水里沉而谴责并惩罚石头呢?因此，如果人因没有能抵抗住诱惑而违背上帝旨意就是犯罪，并且对此的惩罚是正义的，那么这意味着原罪说及其正义观本身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在被造时被赋予了一种能力足以抵抗他者的诱惑。也就是说，人有一种能力足以使自己“能够不去愿意(不去想要)”诱惑物。换言之，人被赋予了一种“能够不去愿意一切诱惑物”的能力，因而人能抵抗住任何诱惑。这一观念在新约里有更明确的表达：“上帝是信实的，必不让你们受的引诱超过你们能忍受的。”[4]正是因为人被赋予了“能够不去愿意一切诱惑物”的能力，一切诱惑物对人的诱惑才都是人所能忍受的，而没有一种诱惑会超出人所能忍受的。
因为人有“能不去愿意”服从的能力，他才有可能听从诱惑者而背离上帝;同时因为人也有能力足以使他“能不去愿意”诱惑物，而他却去愿意、追求诱惑物，从而背离上帝，所以他是有罪的。
于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能不去愿意”是一种什么能力?不管是“能不去愿意”服从，还是“能不去愿意”诱惑物，它指的就是人自己能够支配、主宰、决断自己的意志(愿)的能力，而这在根本上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意志自由，或说有自由意志。也可以反过来说，人有自由意志，人置身于自由意志之中，首先就是指人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完全置于自己的决断之下。人的自由意志这种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能够决断不去听从它的创造者的旨意。既然可以对它的创造者说“不”，那还有对什么不可以说“不”呢!这是人的全部伟大品性之所在。上帝创造人与创造万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上帝赋予了人以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上帝给人颁布了禁令，同时也给人以遵循和不遵循的权利。如果人愿意接受惩罚，那么他在意志上可以下决断突破上帝的禁令;相反，如果他不愿意被惩罚，那么，他在意志上也能够下决断拒绝一切诱惑而忍受住一切诱惑，从而坚守上帝的吩咐。
正因为上帝赋予了人以自由意志，使人完全可以(能够)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断自己的行动，因而对于人来说，除了他不得不自由地去行动外，没有任何行动是非如此不可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行动是不由他自己的意志本身的决断而必然要发生的。所以，对于人违背上帝禁令的行动，上帝才有理由判他有罪并加以惩罚——他本可以不违背上帝的禁令，因为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足以使他做出违背上帝禁令的行动，如果不通过他自己的意志决断的话，但是，他现在却做出了违背上帝禁令的事，这表明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志的决断去做这事，所以他是有罪的和当罚的;同时，也正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因而人的意志完全能够自己决定愿意什么和不愿意什么，因而人坚守上帝禁令而拒绝诱惑的善行才是值得酬偿的，因为他本来可以去意愿诱惑物而干坏事，但是他却毅然地切断对诱惑物的意愿而坚守原则，因而是值得赞扬的和奖赏的。
这也就是说，只是由于上帝分别赋予了亚当和夏娃以自由意志，上帝才有理由判定他们偷吃禁果是有罪的，并且“惩罪酬善原则”才是合理而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基督教的“原罪说”里隐含着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人类的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也即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或者说，每个人都完全能够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实际上，当上帝吩咐亚当说：“园子里各种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吃到满足。只是辨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不应当/soll nicht)吃”[5]时，也就表明，亚当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他不是自由的，那么，上帝给他颁布的这个禁令就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不自由的存在者来说，不存在应当不应当的问题;一切禁令和劝告对它都是没有意义的。禁令或劝告所针对的存在者一定是完全能够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存在者。
在基督教的原罪信念里，人首先是处在与上帝的关系中，然后才有与他人的关系。而人与上帝的关系，首先就是自由者与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不过不是对称的自由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对称的自由者的关系，也即作为创造者的自由者与作为被造物的自由者之间的关系。前一种自由者拥有无限自由，因为他是至善的，因而他的一切自由行动都是善的，也就是说上帝不会滥用自由，所以他的自由没有限制，也无需限制;而人这种自由者的自由则是有限制的，因为他会滥用自由。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是为了人过正当的生活，但是，人却会利用自由意志追求不正当的生活，做出违背他被赋予自由意志的目的的行动。因此，上帝一方面赋予人自由意志，一方面向人颁布了法则，以防止人滥用他的自由。上帝向人颁布法则并没有减少人的自由，而只是向人显明人的自由的限度，而对限度的显明也并没有取消人突破限度的自由，只是人必须为这种突破付出代价，承担起突破限度带来的一切后果。上帝向人颁布法则，也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契约法则。而上帝之所以向人颁布法则，则是因为人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上帝与人的关系法则是以人是自由的为基础的，或者更确切说， 是以人被赋予自由为基础的。因此，有些人之所以会认为“既肯定人是自由的又承认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存在”是自相矛盾的，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对人的真正自由的觉悟。持这种想法的人根本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人的真正自由恰恰是有法则、有限度的自由，而绝对不是恣意妄为的轻狂之举，或者为所欲为的横行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