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此时无声，并不等于无情，只是他们感到在那样的灾难面前语言很苍白。山崩地裂，无数生命顷刻间被埋没，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抗震救灾似乎用不着哪个文化人站出来振臂一呼。至于有的文化人作旁观状、或者不合时宜地“打横炮”，那多半是出于穷酸文人的怪脾气。其实，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打算做看客，更不会存心捣蛋。他们发过牢骚，也许会加入捐款的行列，也许会报名赶赴灾区……余秋雨大概可以做先进文化人的代表，然而，那些“落后”的文化人，也未必缺乏良心。即便是在抗震救灾那样的特殊时期，恐怕也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让人家说话不会引发余震。
真正让余秋雨愤怒的是，有人——据说还有余秋雨的朋友——并不赞赏他代表先进文化人的表现，甚至嘲讽他是“御用文人”。其实，此称号在震前就有，并非地震的产物。而余秋雨把它和抗震救灾扯在一起，按围棋语言说是“机敏的一着”。无论地震是否发生，余秋雨其实都是乐意被“御用”的。因为除了要受那些吃不着葡萄的人嘲讽，“御用”实在没有任何坏处——而好处似乎说也说不清楚。然而，不知为什么，余秋雨似乎对“御用”有心理障碍。去意无边倒是有兴趣为余先生作一次心理辅导。
其实，被“御用”几乎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李白也积极要求御用，只是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用法不对，才闹情绪。司马迁因为仗义直言，又没有钱“赎罪”，遭受了汉武帝的腐刑，却仍然接受“御用”——出任中书令。《史记》虽然多有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但毕竟是官方认可的“正史”。司马迁虽然被御用，但骨头依然很硬。而更多的文人愿意为“御用”折腰，似乎也无伤大雅。
同样被汉武帝御用的司马相如，可谓聪明通达，常常写令“天子大悦”的文章。司马相如同样青史留名，因为他的文章实在写得漂亮，连司马迁也服帖。倘若余秋雨的文章越写越好，“御用”不“御用”两可。子曰：“邦有道，谷。”（国家政治清明就做官）生逢盛世，余先生大可放下懊恼，愉快地被“御用”着。不过，应该提醒的是，余秋雨可以理直气壮地唱红脸，似乎也应该允许有人唱白脸（比如批评政府），即便有时唱得不对、不合时宜，也不必一棍子打死。有红脸、有白脸，还有小花脸，才成一台戏，才是和谐社会。
余秋雨不喜欢戴“御用文人”的帽子，然而，听话听声，观众分明能感到他很乐意做“文化偶像”。据余先生说，从前的偶像太高、太远，脱离群众。从前的偶像是谁，余秋雨没有挑明，但当今的偶像却近在眼前。时下提起偶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男儿”和“超女”。余秋雨心里大约也明白，靠频频在电视里亮相、混了脸熟才得来的“文化偶像”，只能是“通俗版偶像”。好比常在天桥摆场子卖膏药的，不太可能是绝顶武林高手。为满足现代人的追星欲，从而繁荣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余先生不惜以准大师之尊屈就“文化偶像”，其牺牲精神可嘉。
然而，问题是余秋雨也有困惑：“大器碎于何时？！”想了许久，去意无边突然发现这是新版骑驴找驴——从余秋雨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大器碎于五花八门的大赛和海选；碎于到处签字售书：碎于棒杀和捧杀；碎于从观众那里讨来的掌声和欢呼声：碎于网络的点击率和电视的收视率……一言以蔽之，大器碎于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当今社会人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去研究“大器碎于何时”那样的问题，余秋雨本人似乎更没有时间。因此，去意无边的解答虽然肤浅，却聊以充数。
余秋雨虽然有烦恼甚至愤怒，但余秋雨是幸福的。作为文人，上可以被“御用”，下可以当偶像，夫复何求？！倘若还要成“大器”，未免有点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