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从中国人的南北差异说起。北人粗犷勇武，南人纤细文弱;北人崇斗，南人善商。虽然南北风俗悬殊，但共同的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基石。在巩固中华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有三条重要的纽带：一是家族制度，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崇拜淳朴。“家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在中国，家国一体，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甚至高于种族意识。“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蕃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同时，返璞归真的田园理想根植于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古人相信“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和道德上之健康状况”。中国人推崇“清淡之幸福”，这是先民对文明的一种辩证取舍，既知道文明之利益，又明白它的危险性。中国人民保留着近于儿童般淳朴的原始天性，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在文化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还年轻”。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的合一，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在塑造人格和德性方面，“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民族生命赖以活动”。当顺利发皇时，中国人人都是孔教徒;失败时，人人都是道教徒。儒家积极入世，道家消极遁世;儒家重人伦，道家任自然;在这人世的沉浮之间，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一个介乎工作姿态和游戏姿态的平衡点。于是，林语堂看到中国人德性的最高理想——圆熟，可谓圆滑成熟，也可谓老于世故，此乃中国人中庸精神的最好概括。中庸，即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林公认为，中庸之道，是华夏子民极重要的生活轨范，也是他们自名国号曰“中国”的一大原因。此外林公还看到，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从古到今之所以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国教，乃是因为中国人爱悦此生，这与儒家精神的现实主义和重现世性密不可分。
中国人不好战，归功于儒道和谐的人生教育。儒家尚仁，提倡“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希望用道德之力把社会结合起来，在仁义礼信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而道家主张清净无为，“绝圣弃智”，回到无知无欲的状态，这样天下便没有利益纷争。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民族传统，与西方人崇武尚斗的不安定精神相比，中国似乎显得老成稳重，而欧美则少壮方刚。
中国人的和谐观还衍生出了知足、忍耐、无可无不可与保守性的民族特质。中国人民具有超凡的忍耐力，这既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又是中国人惯以逆来顺受、为虎作伥的愚昧与麻木。中国人自足、保守，缺少西方人强烈的开拓和冒险精神。但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却使中国人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人生究竟有有何种意义?西方为此不断探索却没能找到一个圆满的答语，而中国的先哲早已洞察出人生的真谛。在东方哲学里，“人生的真正目的，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一切智识之目的，在谋求人类之幸福”，即他坚信一切智识的使命，是使人不失为“人”，并善享其生存。当他看到欧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对原始人性的侵蚀，看到人沦为工具的可怕异化时，他呼吁“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机械为服役人而制造，非为人为服役机械而产生”。
中国还是一个崇尚学识的民族，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传统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农民、工匠和商人都景仰读书人，因为他们是社会精英，赋有特权又受人礼遇。这种崇学尚智的民族传统，带来了的科举的兴盛和文化的繁荣，也使中国人常受过分聪明的累，表现出老滑俏皮的一面。与西方人阳刚型的性格相比，林语堂独具慧眼地看到中国人女性型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心性灵巧，思维方式感性、具象，依赖直觉，不好逻辑推理，这些近乎女性化的特征，形成了中国人最大的一个特点——重情理，与西方人重学理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女性化的民族气质，便可以知
道中国文学得以昌盛，成为“诗的国度”之原因;也可以知道中国人情大于事理，法制传统不足之根由;还可以知道国人普遍缺乏科学之精神，自然科技远落后于欧美，所以今日才要大力倡导“科教兴国”之战略。
这便是我读林公《吾国与吾民》的一些感触和札记。在这本著作中，林公语言非以优美取胜，而是闲谈见长。
